从一份法国传教士护照谈近代史的有关问题

最近我在北京市档案馆阅览档案时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法国传教士狄仁吉的护照。这份护照是1860年（咸丰十年）由法国驻华公使葛罗签发的。此护照已由清政府有关部门盖章（因印章已呈棕色，篆体字已无法辨认是哪个部门）。印章为长方形，盖于护照的中央。但法国公使馆的印章还比较清楚，是圆形章，中间为一只头顶皇冠的鹰，周围法文为：在华大使馆特别用章。护照的左上方还标明该护照的号码NO．25。护照相当精致，为天蓝色丝绸封皮，横42厘米，竖29厘米，折叠成横10厘米，竖14厘米大的形状。开头用中法两种文字写明：据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及十年九月十二日，大清、大法在天津、顺天两城内所订和约第八、十三、六前后等款，对每个入境传教士发给执照。执照的全文如下：

大法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内阁大学士世袭男爵葛为给发护照事。

照得本国传教士历来布散天下，所到各国屡蒙恩奖。今狄仁吉年三十四岁，系大法国传教名士，才德兼优，为本大臣所敬重。兹继前哲之志，不辞艰辛，遍历中土，广布救赎之学，殊属可嘉，理应发给执照。凡中国所属大小文武职员军民等，将大法国该名士所到诸处关津隘渡，勿得留难，会当周旋，务以宾礼相待。闻有急难，切勿袖手旁观。去留听其自便，毋得稍有阻碍，庶彰中华怀柔远人之至意。为此，遵本年九月十二日于京师互换之和约第八款，给以华法（护照中华法二字并排）两国文字及铃印之执照，以示永垂不朽矣。

右护照

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初七日

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

由京师发

在此以下是法文的上述内容及法使葛罗的签名。

以上执照实际上是一种简易的护照。签发此护照的依据是《天津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中的规定。签发执照与获得各种传教特权是直接联系的。了解此种执照的作用对研究19世纪6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政治与反教会斗争是有帮助的。我将此护照的发现曾与戴逸先生提及，他告诉我1689年的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就有了护照的规定。

在译自拉丁文的《尼布楚条约》文本中，第五条规定：“自和约已定之日起，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，具得过界来往，并许其贸易互市。”1727年（雍正五年）的中俄《恰克图条约》所附中俄通商条约中也制订了两国民人过境须持“执照”的条文。1768年（乾隆三十三年）在进行修改《恰克图界约》第十条的谈判时，又规定“持有军械未有护照而越界者，应即拿获”。这里又明确提出了“护照”二字。

从以上可以看出在17世纪末以后，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时须持有护照是明文规定的。但是这时期护照的实行情况及进入中国后的手续如何办理等，还缺乏史料依据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在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签订的中英、中法、中美等对外条约中都未提到过护照问题。但在1851年（咸丰元年）的中俄《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》中第四条规定了“俄罗斯国商人前来贸易，由该头人带领到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、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，必须有俄罗斯国执照呈坐卡官照验，由坐卡官将人数及货物数目声明转报，派拨官兵沿卡照料护送，彼此不得互相刁难。”以此来看，这时护照的作用，还只是为俄国商人入境贸易的需要。至1858年6月13日的中俄《天津条约》第八条中，却开了传教士凭护照可入内地传教的先例。同年中英、中法《天津条约》中都更具体地规定了护照的签发与使用手续。并将传教士持照入内地的范围扩大，不仅仅限制在通商口岸。同时传教的权力也大大扩大了。如中英《天津条约》第九款还规定：“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、通商。执照由领事官发给，由地方官盖印。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，应可随时呈验，无讹放行，雇船、雇人、转运行李、货物不得拦阻。如其无照，其中或有讹误，以及有不法情事，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，沿途只可拘禁，不可凌虐。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，地在百里，期在三五日内，毋庸请照。惟水手、船上人等不在此例，应由地方官会同领事官另行章程，妥为弹压。惟于江宁等处有贼（指太平天国）处所，伺城池克服之后，再行给照。”

对于以上所订条款，咸丰是极力反对的。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1858年（咸丰八年）在与英法谈判《天津条约》期间，咸丰多次饬谕军机大臣等，不得允许外人持照进入内地。1860年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咸丰逃到热河行宫后，才无可奈何地接受列强的这一要求。

在档案中还有两份有关资料。一份是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重申关于执照、传教等问题的规定。规定执照内必须注明传教士前往何省、何府；不得将执照转让他人；不得携带应税货物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应立即赴地方官衙门呈验。若有违犯以上规定者，或吊销执照，或严惩，或将传教士驱逐回国等。另一份是同治元年三月六日上谕原件。命令地方官“凡交涉教民事件，务须迅速持平办理，不得意为轻重，以示一视同仁之意”。实际上这些谕令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既平息不了反教会斗争，也缓和不了列强的勒索。许多典型的教案证明，传教士依仗护照与传教特权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内地。某些传教士以呈送护照为名闯入各级官府，干预内政；又以条约为据，强行租买房屋土地，霸占田产，包庇教民，干预词讼等。特别是归还教会旧址的规定，造成了很大的恶果。因为从雍正初年禁止天主教以来已历经一百多年，许多旧天主教堂和教会房所等，已改建为庙宇、学塾等。有些传教士以索赔旧址为藉口，强占掠取田宅，引发了人民反抗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